1899年沈鹏上书**震动朝野。学界以往多结合时*，从新旧、满汉、忠*关系等角度加以考察，予以肯定和认同。详细梳理沈鹏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史，会发现其人虽有家国情怀与匡救时弊之志，但上书更多是在家事下精神疾患加重，无法自控，产生的希图泄愤求名的*端行为。上书**发生后，各大势力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掩盖上书的真实动机，将其包装为反抗暴政的“神话”。沈鹏案表明，政治人物的个*特质、家庭氛围、情感关系会对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引入情感视角有助于实现“总体史”的史学研究目标。
戊戌政变后，后*重掌权柄，屡兴大狱，社会风气再趋压抑。高压之下，社会中下层也不乏抗争，且往往与高层政治牵连，对时*多有影响。最**的事例莫过于经元善领衔东南士绅反对己亥建储。此前两个月，还发生过翰林院编修沈鹏上书弹劾荣禄、刚毅、李连英，要求慈禧归政光绪的**。较之于经元善案，沈鹏**并不那么引人瞩目，但却激化了帝后两*、新旧两派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在既有研究中，沈鹏上书常被视为“忠君**”之举，沈鹏也被包装为反抗暴政的神话人物。毫无疑问，在当时背景下，沈鹏上书**的发生或不无某种历史必然*，但同时也应看到，沈鹏患有严重精神疾患，其上书是在家事下的愤激之举，具有一定的偶然*。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充分挖掘沈鹏个人经历的基础上，探索其上书的历史真相，剖析沈鹏“忠君**”神话的具体内涵，借此更为全面、立体地展现己亥年间社会政治的复杂情状，提示感*因素对于历史的重要形塑作用。
一、沈鹏上书与时论反应
189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内外交困的一年。一方面，英、法、德、俄、日、意等国加紧在华扩张势力；另一边，戊戌政变余波未消，教案和民变此起彼伏。慈禧太后再度临朝训政，愈加趋于保守排外。一时间，缇骑四出，风声鹤唳，“国事不可为”的气氛四处弥漫。常*士绅徐兆玮感叹道：“吾邑士气斫丧已*……遇有一二公事辄噤若寒蝉，瘖若仗马，恐言之而触当事之忌。”严复在天津与内藤湖南笔谈，失望地写道：“政变以来，士大夫们都钳口结舌，哪里有谈时事的人。”李提摩太前往北京宣传广学会的教育改革计划，被沮丧的赫德告知朝廷不可能接受游说，任何形式的改革主张都无法获得认同。就在万马齐喑之时，1899年11月18日，翰林院编修沈鹏竟然在《国闻报》发表《奏为权*震主削民生祸召灾直陈折》(简称《天灾直言折》),指斥荣禄、刚毅、李连英三人居心叵测，弄权干政，倒行逆施，导致民不聊生，天降灾异，要求朝廷予以严惩。11月20日，结构与《天灾直言折》大体一致，内容则丰富许多，力诋荣禄、刚毅、李连英为“目空圣主”的“三凶”,吁请慈禧太后诛杀三人，立即归政光绪帝。
在后*权势滔天的情况下，沈鹏的要求可谓异想天开。但正因为其隶属词林翰苑，文辞夸张，言人所不敢言，反而促成了折稿的广泛传播。一时间，沈鹏“直声满天下”,“中外志士无不钦敬”。皮锡瑞赞其“可谓敢言，而论刚尤明快”;蔡元培称“词其切直，真朝阳鸣凤矣。”李超琼惊呼：“以今之世，而中国乃有斯人，殊未及料也。”赵炳麟则以事入诗，把折稿比作贾谊的《治安策》,褒扬之意溢于言表。沈鹏为何要在报纸上刊登两封不同的折稿?时论如何反应?这些是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
沈鹏(1870—1909),原名棣，字诵棠，号北山，江苏省昭文县人。他出身于一个下层士绅家庭，天资聪颖，17岁入常*县学，不久升国子监南学。1893年顺天乡试中举，翌年会试连捷，殿试名列二甲，朝考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5年授编修。由于文才出众，加之为常*(常*、昭文两县同城)同乡，又有远亲之谊,沈鹏深得翁同龢青睐，成为翁氏的得意门生。沈、翁关系颇为密切。1890年至1893年间，两人就一同宴游六次。沈鹏经常留宿翁宅，向翁提供国子监南学的情况。1894年甲午科殿试，翁任主考，见沈鹏试卷“有讹字一签”,还颇为惋惜。时人将沈鹏与翁氏另一门人孙雄并称为“孙沈”,有“君培豪放，诵棠沈雄，均未易才”之评。同为乡邦后起俊秀，沈鹏在京内外结交了一批年龄相近的常*士绅，除孙雄外，还包括张鸿、徐兆玮、曾朴、孙国桢、黄炳元、胡炳益等人，他们时常在一起逸游，联系较为紧密。
少年高第，入词林，有名师庇护，按理说沈鹏的人生应当一帆风顺，但是随着时世与家事的急转直下，他最终为*名泄愤而冒死上书。1898年6月翁同龢遭开缺回籍，12月再获革职重谴，引起苏省京官尤其是常*籍京官的强烈不满。这成为沈鹏上书的一大背景与*因。1899年，直隶大旱，朝廷祈雨无效，10月6日下诏“求言”。时在京城的沈鹏遂拟就《应诏直言折》,准备上书。不少论者指出，而是时任户部主事张鸿。沈鹏拟就《应诏直言折》后，曾征询其意见。见原折冗长且辞气激烈，张鸿遂按照原意删削成一短文，此即《天灾直言折》。显然，在上书**中，
比对两封奏折，《天灾直言折》字数由3000余缩短至800余，语气较为和缓，不仅剔除原稿中要求太后归政的内容，也未以“三凶”指称荣、刚、李三人。清制，翰林院编修上奏须请堂官代递。10月25日，沈鹏携带《天灾直言折》闯入翰林院，要求掌院学士徐桐呈交。鉴于沈鹏曾有进呈“悖逆之书”的“前科”,徐桐一口回绝。两人当众争吵，徐桐“离坐斥之，声色俱厉”。翌晨，沈鹏再赴徐宅，徐桐被迫收下奏折，却延宕不递。11月1日，北京降雨，徐桐趁机将折稿作废。沈鹏见奏折迟迟未上，遂取出《应诏直言折》原稿，再赴翰林院投递，甫至衙门口，就被翁同龢侄孙翁炯孙拦下，强行绑缚回馆。原来，沈鹏要弹劾重臣的消息已传得沸沸扬扬，朝野纷纷议论幕后主谋为翁同龢，而此时的翁氏在籍戴罪蛰居，尚处于惶惧不安之中。翁家听闻消息，自然不容沈鹏惹事。不久，翁家安排翁同龢的堂侄孙女婿叶寿松挟沈鹏归乡。11月17日，叶、沈两人南下途中路过天津，沈鹏借机潜逃，引起轩然。
沈鹏折稿曝光，令慈禧及“三凶”深受。特别是刚毅，怒不可遏，钩稽*人名册，将沈鹏编入“翁门六子”,与汪鸣銮、文廷式、志锐、徐致靖、张謇相提并论。以沈鹏的地位和资历而言，显然难与其他五人并列，可见刚毅衔恨之深。刚毅甚至欲借机置翁同龢于死地。曰：‘此必翁同龢主使，吾必先杀翁同龢，再杀此人。’自有此折，翁师傅之*命盖微于累卵矣。”折稿曝光，还影响到“翁派”人物的进退。曾获翁同龢引荐的军机大臣廖寿恒受刚毅排挤开缺，由后*赵舒翘递补。在徐桐与昆冈的参奏下，1900年3月9日朝廷发布上谕，将沈鹏与编修陈鼎、检讨吴式钊三人一体革职治罪，发往原籍省狱**监禁。毫无疑问，在后*蓄谋废立、推行守旧排外政策的过程中，沈鹏上书**加剧了帝后两*的紧张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时*的转变。
沈鹏上书**引起不小。对于上书原因，前人研究大多认为是沈鹏目睹时艰，不满后***，因而义愤填膺，有所作为，具体解读则有“支持戊戌变法说”“反对刚毅江南清赋说”“为翁同龢打抱不平说”等。诚然，常*乃人文荟萃之地，明清以来地方士绅大多怀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沈鹏生于斯、长于斯，长期修文习儒，深受乡邦文化的熏陶，自然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而翰林院作为储才养望之所，一直是清议之渊薮，也塑造了沈鹏的直言精神。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其敢以孤根士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上书，更多透露出不愿偷生、只求速死的悲凉心境。深入研究沈鹏的个人经历，会发现，他其实是一名****患者，上书的主要动因是发泄内心情绪，根本来看，是一种难以自控的*端行为。
沈鹏精神状态异常，在时人记载中屡屡可见。翁同龢就认为，“沈一痴呆子耳”,“狂疾深矣”;好友徐兆玮感叹“颂棠诚痴”。在常*当地，沈氏“素有狂名”,人称“沈疯子”。其实，沈鹏早年就已显现出******。沈鹏童年时“久郁善病，有时瞑眩若狂”。升入国子监后，与沈鹏有金兰之谊的曾朴则记载：“君忽悲至，叩箸而起，仰屋叹息。狂谈鼓耳，缫出情丝，清酒入肠，翻成愁海。予问所由，答曰不知。”族叔沈石友亦有诗记咏：“胡为理欲久交战，铁石肠缚春蚕丝。纷然百怪走方寸，黑白颠倒双瞳眵”。
沈鹏生*敏感、偏执，且不善交际，大多数同乡目之为怪人。徐兆玮就曾发现：“北山平日不理众口”。曾之撰曾推荐沈鹏担任其外甥杨圻之师，但杨圻之父杨崇伊阳奉阴违，不光亲自指定讲读书目，还在敷衍一段时间后就很快把他辞退，警惕之心不言而喻。沈鹏的****有时还被人们误解为文士的“放浪形骸”“风度”与“傲骨”。由于行为怪诞而有“好奇嗜怪之名”,加之恐惧社交，拒绝参与宴集，沈鹏常被目为“狂妄”,这也令其背负了更多的社会压力。
大体而言，沈鹏的****明显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呈现出长期自闭与**倾向。沈鹏自评“*情怗懘”,每每“百端交集，亦复不解何故，惟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耳。”其次，心理状态*不稳定且易受激惹，常常肆意宣泄情绪，“语言狂易，取憎于人”。再次，对异*有近乎偏执的渴望，又因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逐渐形成一种异乎寻常的情感焦虑。沈鹏的同年至交孙国桢之子孙景贤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山一见女郎，即发魔，是其一生病根。”孙氏在**《轰天雷》中载有沈鹏偶遇女子的故事，生动地展现出他近乎病态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一日，沈鹏与张鸿、孙国桢、徐兆玮和黄炳元同游陶然亭，在门外偶遇一妙龄女子，甫照面，沈鹏即手足酥麻，失魂落魄。入院后，见有疑似女子笔墨的题诗，“要交甫之佩”。归后，沈鹏整日无精打采，忽喜忽悲，自言自语，陷入癫狂之态。孙景贤明言此事纪实。徐兆玮所编《诗集》与《诗话》亦载有同人共游陶然亭往事,均说明**的真实*。沈鹏常年寒窗苦读，考取庶常后才纳*吴县刘传祁长女刘蕴华，沈鹏扶棺南下，精神大受动摇。只是间歇*神志不清，但已表现出“忽明忽昧”的**。沈氏返乡不久，曾之撰介绍其入赘武进费家。与费氏联姻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费家是苏城豪门，家主费念慈，字屺怀，1890年授翰林院编修，后因典浙江乡试舞弊，被参落职，购宅于桃花坞隐居。费念慈之妻徐原仙，系“状元宰相”徐郙之女，在家中*为强势，费念慈唯唯诺诺，颇为惧内。费沈两家家境不啻云泥之别，费家同意沈鹏入赘，媒人之力外，显然还存有夤缘攀附翁同龢之意。
1896年，沈鹏与费家长女费端华成婚,当天两人竟分房而宿。《轰天雷》与《续孽海花》均详细记述此事。沈鹏“清癯鹘突”,其貌不扬，间有不当之举，加之彩礼寡薄，费家大失所望。当晚，费端华就搬回母亲房间，新姑爷是疯子的消息也在府内传开。沈鹏长年“敝衣粝食”,身体羸弱，且生活习惯*差，“落拓不修边幅，肮脏奇臭，莫可近身。”徐兆玮一日造访沈鹏住处，发现十余只袜子，大小长短不一，连一整双都无法凑出。作为娇生惯养的大家，费端华难以忍受沈鹏的怪异与邋遢，也在情理之中。沈鹏对婚姻执念甚深，见费家如此，遂负气出走，至上海狎*，豪掷50鹰洋，仅求“野鸡”一夕之欢，归后还志诗吟咏。
此后，费端华与沈鹏愈发不合。费氏嫌沈寒素，打发其入京谋职。沈在京先任杨圻之师，后又入工部侍郎、京营左翼总兵英年幕，均不得志。此时，翰林院编修虽贵为太史，但权势已非昔比，许多人升擢困难、生活清苦。光绪年间，一名翰林平均约需九年才可得到差委。同为编修的华学澜，每年所入俸禄及馈仪不超过200金，以至于无法自立门户，不得不一直寄居叔叔家中。沈鹏一届的散馆**，庶常们纷纷故意涂抹试卷、用错平仄，以期落第外放，避免担任编检闲职。沈鹏本就不善奔竞，数年后已成“黑翰林”。岳家见女婿仕途无望，对其愈发不假辞色。沈鹏拜谒徐郙时，徐郙拒不认亲，竟然要求以师生相称。费端华与沈鹏更是形同陌路。沈鹏常年在外，费氏未致一书问候。费念慈之师汪鸣銮曾尝试调停，沈鹏沉默良久，只嚅嗫出“貌合神离”四字。1898年初，沈鹏自题身世诗，有句云：“二十八年弦柱急，落花沟水判东西……不知此去茫茫路，今夕今时若个人。”满纸寂寥伤心之感。
更糟糕的是，费端华还与优伶霍春祥闹出婚外情。霍春祥原为上海天仙茶园老生，1899年前后转至苏州阊门外利华戏园演出，费端华常去听戏，久之遂私通。绯闻流出，再度**地了沈鹏脆弱的神经。1898年11月，沈鹏向翁同龢抱怨“婿乡不可住”。翁特意安排外甥、湖北荆宜施道俞钟颖代为觅馆。翁斌孙、汪鸣銮、俞钟颖等人也直接出面致函费念慈，意图调解，但徐原仙一意袒护爱女，双方不欢而散。翁同龢自此“病其(费念慈)为人”,对费家来访“恒托词拒之”。
沈氏在湖北的游幕生活并不如意，仅五个月就由鄂返苏。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沈鹏的**、自卑和偏执达到*点，终至自暴自弃，走向不计生死的*名泄愤之途。俞钟颖之子俞鸿筹日后搜罗沈鹏的鄂游诗文，内有《三十述怀》一诗，写道：“岂不爱室家，未卜驯狮伏。岂不求温饱，耻向辕驹逐。思古志节人，皓皓在心目。食苦不知甘，处剥不求复。一决竟千秋，凌霄如风毂。”已显露入京发难之意。1899年9月，沈鹏在常*与翁同龢**时亦多少表达出“一决竟千秋”之意图，翁满腹狐疑，不得要领，以为沈鹏“仍有疑疾”,遂“广其意告以入都为是”。两个月后，震动天下的上书**发生。其间，在京苏人陆宝忠亦听闻沈鹏“心疾殊可怪”,为此恨叹道：“费屺怀**殆非人类”。
事实上，沈鹏在政治上似并无定见。1898年间，他就曾“摭拾闾巷无稽之词，上书言宫闱事”。其时，沈鹏在英年幕府，从英年之子处获知“皇太后已召见荣禄等，将废皇上而立贝子溥伦，荣禄已应之，其父英年亦应之，端王亦应之”,认为“溥伦必不可姑容，而其*不可不究也”,遂书请徐桐代奏。徐桐谓事必无凭，嘱其勿言。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虽有废帝立储之心，但事属机密，就专门出奏，显已荒腔走板。而1899年初，沈氏与俞钟颖唱和，论及去年历史，态度一变：“岂知圣主维新意，转使佥人国柄侵。幸见诗歌文母治，还欣易系大君临。两宫雍豫中邦福，不尽讴思寄一吟。”口吻俨然非帝*，且认为两宫和睦，又像是对彼时的宫廷政争毫无概念。弹章登报后，沈鹏再次改变主意，准备上书请立溥伒为储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沈鹏忽而保光绪，忽而拥慈禧，先参溥伦，后又请立溥伒，随意**强，充斥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沈鹏**的**上书言大政，是一种行出其位之举，朝廷必定会查究背后是否存在主使。因此，翁同龢实际成为上书后果的**承担者。以翁、沈关系之密切，沈鹏的举动不无为翁出头之意，但客观上却令翁氏的处境更为险恶。翁家得知风声后，行动不可谓不快，翁炯孙直接阻止上书，翁同龢则要求在京同乡印结*拒绝引介沈鹏，而沈鹏却坚持披露折稿，可见其人毫无政治头脑。折稿揭晓后，内廷震怒，归罪于翁同龢。气得一向持重的翁氏在《日记》中用“可怪”“可憎”“可恨”“可笑”四词，道尽愤怒之情。
归根结底，婚姻失败是沈鹏**的心病。1900年被捕时，沈自赋一诗，表白真实心境：“敢负传家忠孝名，一家骨肉尚难并。清狂只益埙篪累，贫困希调琴瑟声。”出狱后，沈鹏已经全疯，但仍未忘情，作有偈语“薜荔为墙，桃花作坞”。沈石友故而惋惜道：“只为春风误”。徐兆玮与张鸿亦认为上书是“因室家之累，负气求名”。俞钟颖更是赋诗直言：“误尽虚名天莫诉，幻成疑狱士含羞。才人易受尘缘累，灵*难将心疾瘳。从此超然离苦海，爱河迷*莫回头。”
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因素，尤其是病情的加剧，是沈鹏上书的主要原因，而其思想意识深处的士大夫精神和救世情怀则是主要驱动力，与当时的帝后*争、新旧之争、中外之争关系不大。对此，清廷多少也有所察觉，议处罪名为“丧心病狂，自甘悖谬”。跳出政治迫害的视角看，这一罪名其实相当符合沈鹏的情况。对沈鹏降下的**，在他人眼中是一种暴*，但对他本人来说，或许更多的还是一种成全。不过，历史行动者的创造*利用，并不需要遵循事实逻辑。借助沈鹏上书**，刚毅大力打击“翁*”与“新*”,进一步压制趋新官绅。**各地的趋新人士则奉沈鹏为义士，编纂出一套历史记忆的神话。
时人与后人对沈鹏上书的探讨绵延不绝。其中绝大多数解读，并非客观还原沈鹏的现实境遇，而是片面演绎，生产出柯文所言的“神话”。沈鹏“神话”的文本体裁形式多样，包括**、诗词、地方志、新闻、挽联和杂文等。由此建构出的沈鹏形象，阻碍了后人对沈鹏其人其事同情之理解。解构这一神话，不仅有助于深入理解己亥以后的社会政治环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管窥历史记忆的形成逻辑。
1900年3月22日，沈鹏被收禁于苏州省狱。朱批要求“严行监禁，认真巡查，毋稍疏懈”。不过，苏省**对狱中的沈鹏颇为关照，使他在牢内仍可读书、饮酒、作诗，还配有一名仆人照顾起居。然而，此时的沈鹏“悲沮郁持”,哭骂无常，已然全疯。1901年7月5日，沈鹏获释出狱，当天就有**之举。回到常*后，蛰居于城北沈氏宗祠，“蜷伏斗室，席草而卧，蓬头垢面，粪污满壁”。每逢节日，时常尾随骚扰出游的妇女，被称为“色中之饿鬼”。1909年9月6日，沈鹏在精神疾患的折磨下病殁。
在沈鹏人生的最后阶段，其旧雨新知已开始把他打造为一个“神话”。大体而言，清末民初，人们制造出的沈鹏形象主要有三，分别为刚直不阿的进谏者、维新变法的志士和捍卫乡邦的义士。
直谏者形象主要赞颂沈鹏不畏强权的勇气。如张鸿把沈鹏与对抗严嵩的杨继盛、弹劾魏忠贤的杨涟两位明代名臣相提并论。孙雄、徐兆玮把沈鹏比为光绪初年死谏慈禧的吴可椟，声言“此公去，国朝无人矣”。陈去病则有诗记咏曰：“夙闻谏草慑神*，矧复冰霜订俗顽。他日词林修信史，一门忠节岂容删。”高度褒扬沈氏忠君守道、刚正不阿的品质。但这些类比明显有失偏颇。作为一介儒士，沈鹏固然不乏治乱兴亡和忠君**之念，但其上书并非深思*虑的理*之举，忠君**的话语表达也只是一种激愤之情的表面“包装”而已。
另一颇有市场的观点是“佯狂”说。沈鹏的好友孙雄就是此说的传布者，声言沈氏“直言正气说权*，晚岁佯狂托醇酒。”1909年11月21日，常*各界为沈鹏召开追悼会。会后，悼文、挽联和挽辞被汇编为《沈北山哀思录》,内中亦可见不少宣扬沈鹏装疯避世的文字。如钱育仁称沈鹏“以贾生之痛哭，成箕子之佯狂。”宗威认为沈鹏“每托披发佯狂，以见其志”。沈鹏形象又多出几分阮籍、箕子与贾谊的影子。“佯狂”说不免过于荒诞，徐兆玮就曾批评道：“列名诸公错杂不伦，闻挽词亦多笑柄”。不过，细审背后逻辑，“佯狂”说确实消解了历史本相与现实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人们要抨击现实、鼓舞士气，又如何能够容忍把一个精神错乱之人树为榜样呢?因此，沈鹏之“狂”也就顺理成章地从生理疾患转化为一种智慧与计谋。
还有些对沈鹏缺乏足够了解的人，则视其为维新志士。但遍检同乡官绅记载，无一字提及沈鹏曾参加过维新运动或发表过支持变法的言论。沈鹏只是出于传统乡谊、师谊，反对翁同龢罢官而已。从新旧之争的角度看，他算不上是*中人物。由于生*孤僻，沈鹏与苏籍京官普遍不谐，常受白眼之讥。然而，颇具吊诡意味的是，上书**发生后，苏省官绅却一反往昔的态度，对其大加追捧，并借机抨击后*，更在江南地区推波助澜，营造舆论，显然是在利用此事做文章。
沈鹏的激烈之举也获得了新派舆论的注目。在华西报将他归为康梁一派，其折稿被视为“改革的书”,是改革阵营暗流涌动的表征。1900年，将沈鹏与陈鼎、吴式钊都归为“康有为的朋友”,“所以受到不公正的责罚。”相似言论在华人报纸中亦时有所见。《国民**报》声称沈鹏最迷信康有为的学说。康梁一派为加强己方的声势，也乐于接受此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就明指沈鹏为“帝*”,要求予以开释。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对沈鹏也多加赞扬。这种维新志士的形象对后世影响颇深，催生出众多附会之辞。
除了上述两种“神话”以外，众多常*士绅还把沈鹏塑造为保乡卫土的乡邦义士。孙雄着力渲染沈鹏上书是为了报答师门、不负乡恩，所谓“既以酬报真知，又以保护圣躬，巩固国祚，为公为私，两无所憾。”徐兆玮也深谙私讳之道，在与丁祖荫合纂的《重修常昭合志》中*力渲染沈鹏上书之悲壮，对其家事则无一字提及，还暗示其患病系入狱所致。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翁同龢本人却认为上书是“拖累师门”的病狂之举。从1880年**始，“常*帮”在京中势力强盛，翁、庞、杨、曾等大族同朝为官，煊赫一时。戊戌政变之后，则每况愈下。1905年，同乡京官只剩六人，徐兆玮因而感慨“邑运之衰”。常*籍官绅追念旧日辉煌，沈鹏的出现恰好满足了这一心理需求。沈氏追悼会的举办就明显带有凝聚乡帮、重振本地士气的意图。会上，一众官绅借机发表许多标榜常*的言论，而沈鹏也因此成为“*能争气”的“吾乡好翰林”。此外，沈鹏上书恰好发生于刚毅“江南清赋”之后，也迎合江南士绅对于“清赋”的怨怼心理。论者已指出，刚毅清赋**削弱了江南在籍士绅的政治威望、经济地位和文化优越感，常*士绅损失尤为惨重。沈鹏公开批评刚毅和慈禧，言人之欲言而不敢言，引起广泛共鸣，自在情理之中。沈鹏去世后，沈汝谦挽联有言：“抚棺并无一子，当*忍弗嗣，旁观且伤心，我更伤心。” 地方士绅的愤懑与同情之心，于此可见一斑。因此，把沈鹏塑造为英雄人物，也隐晦表达了江南士绅对朝廷的不满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沈鹏本人同样有意无意参与自身形象的建构。拘押在常*县狱时，他曾赋诗曰：“秋霜北海留芳烈，太白南星有谏章”,“好将隔户鞭笞响，来试孤臣铁石肠”。自视为死谏报国的忠义之士。1900年6月，沈草拟疏章，大谈诛*保皇之道。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沈氏又有诗云：“圣朝恩泽知无限，应有遗臣夜枕戈”。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忠义形象，不断合理化当初的*端行为。
总的来看，谏臣、维新派与乡邦义士这三种沈鹏“神话”,每一种都和特定的士绅心态、社会思潮相吻合。清末民初，这些神话就已基本确定，形成广泛影响。1901年9月，英敛之被沈鹏形象感动，希图招徕其担任《大公报》主笔，汪康年告知“实有心疾”,因而作罢。历经不断引用，沈鹏“神话”一直流传至当代，被视为常*地方文化“忠直刚强”精神的典型代表。这些建构，脱离沈鹏真实的个人经历与生命体验，难免失真且偏颇；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层累形成的历史记忆倾向于理*表达，往往会消解历史本身的丰富*、复杂*以及其间的感*因素。
余论
沈鹏上书**是清末政治史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重审沈鹏的生命历程，会发现，精神疾患是他铤而走险上书陈言的主要原因，婚姻不睦则是直接导火索。
沈鹏案反映出政治**的复杂*和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隐秘*，“理*人”的分析路径未必具有真正的解释力度，沈鹏案也**以作为一个情感史的个例，从中勾勒出感*因素，尤其是政治人物个*特质、家庭氛围、情感关系影响政治活动并带来连锁政治效应的具体方式和过程。沈鹏冒死上书，固然具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作支撑，但上书行为本身却是时世和家事交互下的情绪化产物，所引起的后果自然也不无情绪化成分，且进一步撩拨彼时愈积愈深的各类矛盾。
柯文指出，历史由**、经历与神话三部分构成。三者各自****且相互平等。有关沈鹏的种种言说，大多为时人及后人淡化沈鹏情感历程所制造出的“神话”。如果说沈鹏上书**的发生在于认知过程中感*因素逾越理*因素，那么沈鹏神话的出现则明显兼具共情与主动建构的特点。这启示我们，分析政治**的历史记忆时，如果不重视呈现当事人情感、心理和知觉等生命体验，重构感*与理*因素纠缠的空间，恐怕难以实现“总体史”的学科目标。
沈鹏上书神话客观上也反映并推动了清末上下层间的微妙关系和新旧间的冲突格*，对当时的社会心态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沈鹏去世后，费端华来到常*成服，表露出悔意，认为自己“诚对不起北山”。在他们令人唏嘘的结*之外，沈鹏**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情感的失序可能参与思维的过程与历史创造的过程，并带来一系列出乎意料的社会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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